“老寡头”的民主观
：在现代学界，伪色诺芬《雅典政制》被普遍认为是《老寡头》，概因学者并未深入分析这篇长文的内容和主旨。尽管作者“老寡头”在文中最醒目之处反复表明了自己的反民主观点，并且用很长的篇幅来批判雅典民主；但是，在批判之余，他又立即为雅典民主辩护，并且承认雅典人已成功维护了他们的民主政体，不存在推翻的可能性。同时，民主政体仍然允许贵族在政治上崭露头角，雅典帝国又能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所以贵族普遍选择适应民主政体。面对这些现实，作者暗示寡头派们应该放弃原有政治立场并且适应当下的民主政体，这或许是它的写作意图。
《老寡头》是伪色诺芬《雅典政制》的别称，这篇长文原本被认为出自色诺芬之手，后被证明是伪作；随着民主观念在现代世界的兴起，西方学者因讨厌其中大量的反民主内容，而将它的作者和篇名改称为“老寡头”和《老寡头》。(１)
学界普遍认为，《老寡头》是一篇演说辞，是为一次寡头派集会而作，大概写于公元前446年至公元前415年之间。(２)关于作者的政治立场，学界观点大致分为三派：激进的寡头派，强烈敌视雅典民主；温和的寡头派，承认雅典民主在实践上和逻辑上的合理性；中立派，虽然带有某些亲寡头倾向，但积极肯定雅典民主的合理性。(３)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位“老寡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亲民主派。他在批判雅典民主制的同时又为其辩护，一再强调它的合理性、优越性和牢固性，并且暗示寡头派放弃推翻民主政体的幻想，适应当下的民主政体。尽管行文拖沓、结构松散，有些论证不甚严谨，有些观点相互冲突，但是这一写作意图还是依稀可辨的。笔者拟从对民主政体的批判与辩护以及暗示适应民主政体等三个方面来辨析“老寡头”具体时代背景下的民主观，以期抛砖引玉。
这位演说家，在开篇处便直接声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他反对雅典民主政体，“我并不赞同他们（雅典人——引者按）所选择的宪法类型，正是这一选择才使得下等阶层比上等阶层生活得更舒适。我重申一遍，直到现在，我仍不赞同这套体制”(４)，并且，他还在后文中重复了这一观点（3.1）。为此，他给出了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民主制政权以损害贵族利益为代价来为平民利益服务(５)；第二，由于权力制衡观念和制度的缺失，掌握最高权力的公民集体不必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导致民主政治沦为群氓政治。(６)
从原则上讲，希腊城邦是公民国家，但不同政体所维护的阶级利益却是不同的，“民主政体为穷人的利益服务”(７)。这位“老寡头”对此有着深刻认识。他指出，在奉行人人平等原则的民主政体下，身为多数的平民掌握了国家政权，任何一个平民，“只要愿意，他便可以站出来为他本人及其群体利益发言”（1.7）；最终导致，雅典政权的整个建构和雅典政府的所有决策都是为雅典平民服务的。在现实中，城邦举办各种节庆、献祭、宴饮等公共活动，修建神庙、体育馆等公共工程（2.10），让普通民众分享国家繁荣昌盛的成果，以至于伯里克利曾自豪地宣称，所有雅典人都可以赏心悦目地生活，摆脱忧愁的烦扰。(８)然而，平民们享有的这些诸多福利，并不完全是由国库承担的，有一部分需要贵族或富人来承担。文中提道：“在训练歌队、组织体育竞技和装备三列桨舰等事宜上，富人出资训练歌队，平民参加歌队成为被训练者；富人出资装备三列桨舰和组织体育活动，平民只需亲身参与其中即可。”（1.13）除了节庆活动上的演出、竞技活动、三列桨舰的建造等之外，部族宴饮的筹办、公共体育馆的维持等，都由富人全部或部分承担。对于这种富人出资、穷人享受的现象，“老寡头”提出抨击，这种制度只能使“富人变得越来越穷”（1.13）。
在“老寡头”看来，相对于对富人们强加经济负担而言，民主政体更为严重的弊端是群氓主义(９)，掌握最高主权的民众“关心的不是正义而是个人利益”（1.13，2.17），并且缺乏自我反省和纠错能力。其他大多数古典作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认为民众的偏狭、自私、逐利、盲目、易怒等性格导致民主往往会堕落成坏的政体，甚至是恶的政体。生活在民主政体中的修昔底徳和色诺芬，对雅典民众的这些性格进行了大量记述和生动描写，例如，公元前424年对密提林的审判、公元前415年对西西里远征的投票、公元前406年对领导阿基纽萨战役的将军们的审判，等等。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当伯里克利用华丽的演说辞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描绘出胜利图景之后，雅典民众选择了战争；然而，当战争陷入困境、瘟疫流行之时，雅典民众又开始迁怒于伯里克利。在被谴责之时，伯里克利也对雅典民众推卸责任、迁怒他人的做法进行了批判：“你们还指责我，因为我曾经主张战争；同时也是在谴责你们自已，因为你们自己也曾表决赞成战争。”(１０)但是，雅典民众并不认为自己负有责任，不仅将伯里克利罢免，还对他罚以重金，才最终平息怒气。(１１)
“老寡头”或许见证了伯里克利的遭遇，他也对雅典民众推卸自身责任的本能反应提出了批判：“在公民大会上征求意见时，如果他们不同意其中的任何一个议案，便会立即想出数以万计的理由来为他们不想做的事情辩护。如果人民批准的决议在执行过程中被证明是错误的，人民会很自然地耸耸肩，摆脱与之相关的任何干系，转而控告那几个少数人，是他们在破坏人民利益，将人民引入歧途；但是，如果决议执行后的结果是有益的，人民会立刻将其归功于他们自身。”（2.17）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了雅典民众性格偏狭，容不得批评意见的出现：“他们禁止在喜剧舞台上对人民进行讽刺，以便听不到关于自己的坏话。如果有人非常想讽刺某个具体的个人，他们却任其随心所欲；他们十分清楚，这个人在喜剧里讽刺的对象通常不会是人民和平民中的成员，而是某个富人、贵族或有权势的人……当这些人在喜剧里被讽刺的时候，人民并不会被惹恼。”（2.18）尽管雅典民主以自由尤其是为其显著特征，在我们今天视为诽谤、污蔑的言论，却被雅典人视为合情合理之事，没有谁会因为这些言论而被告上法庭，为后人称颂的伯里克利和苏格拉底，都未能逃过阿里斯托芬的“黑嘴”。(１２)但是，却罕有人在公开场所对整个人民集体进行批评，并且这些为数不多的批评更像是抱怨和诉苦。(１３)
从行文看，“老寡头”不仅自己批判雅典民主的弊端，还在文中引用了大量他人的批判言论；但是，这些批判言论并没有成为他反民主观点的辅证，反而成为他批驳的对象。
“老寡头”在开篇宣明了自己的反民主立场之后，他并未真实地坚持这一立场，而是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政体的辩护人，从不同角度来论证雅典民主的合理性：首先，国家主权和福祉是普通民众经过努力获得的；其次，从整体上来看，普通民众的智慧和美德使他们更有资格主宰这个国家；最后，雅典人已经娴熟地掌控民主政体，它已无被推翻的可能。
“老寡头”在为民主政体辩护时，首先指出：“雅典的贫下民众和人民比富贵阶层生活得舒适，乃天经地义之事。因为，人民装备了海军，这才使得国家的实力强大起来。舵手、水手长、船长助理、船首的瞭望兵、造船匠——这些人都来自人民，正是他们使国家变得强大的，而那些重装步兵和出身高贵之人所发挥的作用却远逊于此。”（1.2）从这段话来看，“老寡头”承认了一个公认的历史事实，即雅典的崛起和强大基于它的海军，这在希波战争期间和雅典帝国的构建过程中得到了明证；而海军是由贫民构成的，所以雅典贫民掌握国家权力、享受经济福利变成了“天经地义之事”。在军政一体的希腊城邦里，军事地位决定着政治地位，雅典海军的崛起为底层民众成为“国家的主人”提供了实力保障，转而助推克利斯提尼改革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在现实中得以贯彻，其结果是公元前462年的埃菲阿尔特改革；改革剥夺了贵族会议即战神山议事会作为“宪法监护人”的权力，将其重要权力分给了公民大会、民众法庭和500人议事会，普通民众从此在政治上获得了绝对的优势。此后，雅典城邦的整个政治运行模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政治家们为了在竞争中获胜而积极“取悦民意”。取悦民意的途径大抵有两种：慷慨解囊，承担公益捐助活动；推行让雅典民众获利的政策，通过散施府帑或执行国家公务来让民众获得酬劳。(１４)总之，雅典民众成为城邦的主人，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其次，在“老寡头”看来，普通民众并非一群乌合之众，也非一盘散沙；他们结合在一起，美德和智慧就会超过整个贵族阶级，完全胜任管理国家的任务。他在演说中指出，有人会否定底层民众具备参与国家管理的能力，认为“这类人有何德何能，来为自己或他人谋福利？”而他随后又指出，雅典民众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这类人的无知、卑贱和善意结合在一起，要比你们这些高贵之人的美德、智慧和恶意结合在一起，更为有价值”（1.6－7）。承认普通民众的集体智慧和集体美德，是这位“老寡头”超越传统寡头派和众多思想家的高明之处。亚里士多德应和了这一点，他也认为：“在许多事例上，群众比任何一人有可能作较好的裁断。又，物多者比较不易腐败。大泽水多则不朽，小池水少则易朽；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为不易腐败。单独一人就容易因愤懑或其他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终致损伤了他的判断力。”(１５)“老寡头”还认为，尽管民主政体不是优良的政体，却相对好于寡头政体；因为，贵族垄断国家政权，会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利益，“人民却会迅速沦为奴隶”（9）。然而，雅典的民主政体却是宽容的，贵族只是被剥夺了政治特权，变成了与平民处于同等地位的城邦公民，而不是被压迫的对象。(１６)所以，他虽然批判雅典的民主政体和普通民众享有过多的经济福利待遇，却始终没有提及民主政权对贵族们的政治压迫。总之，“老寡头”认为，尽管贵族和平民从个体上来看，前者在道德、智慧、能力等方面优于后者，但从整体上来看，则后者优于前者；这是普通民众取得政权并且使民主政权几近完美地运行的原因，这也是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支持雅典民主政体的原因之一。
最后，“老寡头”认为，当下的民主政体运行得几近完美，雅典民众娴熟地掌控着国家政权，反民主势力既无时机也无能力夺取政权。他从三个方面进行解释。第一，民主政权有牢固的统治基础。“国家在各个方面给予底层民众也即穷人和平民的照顾都多于贵胄之室……并非是有违常理的奇异之事，反而是确保民主的基石。”（1.4）民主制下，雅典城邦执行着偏向平民的基本方针，各种福利政策使底层民众得到了充分的实惠，民主政权得到了身为多数的平民的忠心拥护，从而获得了牢固的统治力量。第二，民主政权的政治机构完备，使整个国家乃至整个雅典帝国都有条不紊地运转。在老寡头所生活的时代，雅典城邦的政治管理体系在整个希腊世界最为复杂和完备，设有500人议事会、公民大会、民众法庭等三个最基本的政治机构，辅以以将军和执政官为首的数百个通过抽签或举手表决方式选出的官员；它/他们在立法、司法、行政、军事、外交等方面有着明确的分工和职司。这些机构和官员，不仅负责城邦事务，同时还管理帝国事务，例如，盟金的核定与征收、盟邦讼案的审理等。（参见3.5，1.15－19）尽管有人批评雅典城邦处理政治事务拖沓却裁判很多诉讼案件，但是“老寡头”却认为，公民大会、议事会总是优先选择处理最重要的事务，而不是事无巨细地包办一切；诉讼案件多是因为犯罪行为多，由众多公民组成的民众法庭更有利于司法公正。（参见3.1－7）在他看来，尽管雅典民主政体存在瑕疵、遭到非议，但是雅典人却通过这些政治机构和官员“成功地维护了它”（3.1）。第三，培植海外民主势力，避免民主政体被外部势力推翻。“老寡头”提道，“在一些国家发生内争之时，他们（雅典人——引者按）支持下等阶层”（3.10），打击该城邦的贵族势力，以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民主联合阵线。历史事实部分地证明了“老寡头”的观点，雅典虽然没有在提洛同盟即雅典帝国内部严格地推行民主制，但绝大多数盟邦皆为民主政体，只有希俄斯、萨摩斯、莱斯博斯三岛等为数不多的城邦实行寡头制；这些盟邦一旦叛离，将会被雅典，改建民主政体。(１７)所以，自公元前445年与斯巴达签订“三十年和约”之后，雅典便牢固地控制着提洛同盟，而雅典的政权又牢固地掌握在“人民”手中。
由于雅典平民牢固地掌握着政权，完全没有推翻的可能性，充其量只能做一些细微的改良(１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老寡头”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主义政治立场，隐约地建议寡头派应该像伯里克利等著名人物那样适应当下的民主政体。
民主政权已经牢固掌握在人民手中，但人民承认贵族的政治权利及其卓越的政治能力，而不是将其排斥在政治大门之外；与此同时，雅典帝国的存在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贵族阶层从中获得比平民更多的份额；最后，贵族普遍拥护民主政体，寡头派势力在雅典城邦隐身匿迹，根本不存在一支足够推翻民主政体的力量。基于这一事实，“老寡头”认为，贵族阶层应该放弃推翻民主政体的幻想，而是适应当下的民主政体，这才符合自身利益。
首先，“老寡头”承认，在雅典民主政体下，贵族并未被剥夺政治权利，并且能够凭借自身才能在政治上出人头地。他指出：“有许多官职，如果选人恰当，便能保证人民的安全；如果选人失当，则会给人民带来危险。基于上述原因，在这些官职的选任上，人民放弃了人人皆有权利当选的做法；例如将军或骑兵统领之类的职务，他们认为并非每个人都能胜任，放弃亲自出任这些官职，让更有能力的公民来担任，这样做更有利。”（1.4）尽管抽签是民主政权选任官职时最常用的方式，但是在选任某些需要专门技能的官职时则改用了投票方式，而投票则被视为寡头政权的选官方式。投票选官方式使社会上层基本上垄断了将军这一雅典城邦当时最有权势的官职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官职。这就导致了民主政治运作中的寡头化现象，它被称为“寡头统治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１９)。所以我们会发现，活跃在雅典的民主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基本上来自贵族，公元前5世纪著名的政治家非富即贵，如泰米斯托克利、客蒙、伯里克利、尼西阿斯、亚西比德等人。他们向议事会提交议题，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来说服与会者支持自己，让个人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生活在民主政体下的史学家修昔底徳曾毫不隐晦地说，雅典“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她的权力却在第一公民手中掌握”(２０)。而这个“第一公民”便是贵族出身的伯里克利。总之，民主的政治大门是向贵族们敞开的，当时的政治领袖基本上都来自贵族阶级，他们凭借政治上的优势，又在经济领域维护并扩张着自身的利益。
其次，尽管雅典富人要承担公益捐助的义务，损失一部分钱财，但是他们从雅典帝国中获得的收益却远远大于这些损失。在强大海军的保护下，雅典不仅成为爱琴海世界的政治军事霸主，并且也成为了经济霸主和地中海世界的贸易中心，西西里岛、意大利、塞浦路斯岛、埃及、吕底亚、本都和伯罗奔尼撒的货物齐汇于此，财富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入雅典。（参见2.7）“老寡头”在文中这样描写雅典的经济掌控能力：“在希腊人以及异邦人当中，只有雅典人特别有能力拥有财富。如果某个国家拥有丰富的造船木材，除了说服海上霸主与它做交易之外，它还能从哪里找到市场？如果某个国家拥有丰富的铁矿、铜矿或者亚麻，除了说服最大的海上势力与它做交易，它还能找谁来进行交易？然而，这些东西也正是我们的船只所需要的。我们不费吹灰之力，便能从陆地上取得并拥有所有这些资源，因为我们拥有海上优势。”（2.11－12）平民享受到了帝国带来的福利，但贵族要比平民更能从帝国事业中获益，这是学界共识：平民“不管是从事军事服务还是出现法庭审判，都会因他们的工作而获得津贴（misthos）……富人在帝国中获得机会使自身变得更富裕，并且能够开展更大规模的战争”(２１)。
最后，在“老寡头”生活的时代，雅典贵族早已普遍适应了民主政体，反民主势力在雅典几无容身之地。自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改革以来，雅典民主政体经历了种种考验，一直平稳运行到公元前411年才被寡头派短暂颠覆。在这近百年的时间里，雅典城邦曾出现过民主派与贵族派之间的激烈党争，但它始终是在民主政体框架下进行的和平斗争。(２２)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斗争工具是陶片放逐法，从公元前488年至公元前416年，大概有15人被陶片放逐(２３)；其中，只有一人是民主派领袖即泰米斯托克利，其余人中的著名人物皆为贵族派领袖或有反民主的特征或嫌疑，如客蒙、修昔底徳斯（并非那位同名的历史学家——引者按）。(２４)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贵族派领袖本身也是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们不仅适应了民主政治的运作模式，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民主制度的忠实捍卫者。公元前457年，一批在彼奥提亚作战的贵族密谋借助战场对面的斯巴达军队来推翻民主政体，仍处在流放期的客蒙得知此事后，便赶赴战场，劝阻了他们，这批人在随后的战斗中几乎全部英勇战死，以显示对祖国的忠诚。(２５)“老寡头”也在文中指出，雅典城邦根本不存在足以推翻民主政体的力量，现实情况是他的立论基础。（参见3.12－13）
政治地位得到相应维持、个人财富明显增加，而推翻民主政体却又几无希望，那么，坚守寡头主义信念的贵族该何去何从？“老寡头”虽然没有明确作答，但是隐晦地指出他的听众们应该向民主政体妥协，去适应它。（参见1.3，2.19－20，3.8－9）那么，贵族适应当下的民主政体，是否意味着背叛本阶级？“老寡头”似乎在文中也谴责这种做法：“如果有人并非人民出身，他却喜欢生活在民主制国家里而不喜欢生活在寡头制国家；那么可以断定，这个人是想为自己行不义之事铺平道路。”（2.20）他也的确在批判那些“喜欢生活在民主制国家”、混迹于普通民众之间的贵族，事实上是道德上的“小人”。但是，句中的“喜欢”却使他的批判态度大打折扣，看似批判生活在民主政体下的贵族，而实则是在为他们辩护。因为，借助“被迫”之名，那些拥护民主政体的贵族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洗脱背叛阶级这一道德恶名。
总而言之，这篇长文可以说是一篇失败的演说辞。因为，它主题模糊，文中没有出现能够统率全文的语句，让读者轻而易举地把握其写作意图；同时，作者又在行文过程中闪烁其词，忽而批判雅典民主，忽而又为其辩护。由于批判文字多于辩护文字，这篇文章的作者最终被扣上了“老寡头”的大帽子。但是，经过认真分析，我们会得出相反的观点：这篇演说辞看似是在批判雅典民主，事实上却是在论证雅典民主政体的成功及其合理性；并且，不管出自真实意愿还是投机主义，文章多次暗示寡头派要认清现实，改变他们的政治立场，适应当下的民主政体。
(４) Pseudo-Xenophon，The Athenian Politeia，1.1.在下文的引用中，随文只注明章节码，如（1.1）。本文引用伪色诺芬《雅典政制》的译文出自笔者之手，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附篇：色诺芬雅典政制”，冯金朋译注，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 年，第212－227 页。同时，西方古典文献引文，皆来自对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勒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Books）本的翻译；引注格式皆采用西方古典学的注释标准，只标注卷章节码或卷行码，而不标注出版信息和页码。
(５) 在伪色诺芬《雅典政制》中，“贵族”“社会上层”“精英分子”“富人”等是同义词，“平民”“人民”“穷人”“社会下层”“贫下民众”等是同义词。笔者在本文中部分地采用了这些措辞。
(６) 我国学者郭小凌也有相关论述。参见郭小凌：《古希腊作家的民主价值观》，《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第105页。
(９) 关于普通民众的群氓主义现象，勒庞（Gustave Le Bon）有经典论述。参见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15－43页。
(１２) 关于阿里斯托芬对伯里克利和苏格拉底的丑化描写，分别参见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阿卡奈人》（Acharnians）和《云》（Clouds）。还需要指出的是，两位伟大演说家德摩斯梯尼和埃斯基涅斯之间，也曾在演说辞里相互辱骂。分别参见Aeschines，On Embassy，93；Demosthenes，On the Crowm，127，129。
(１８) “老寡头”在文中明确指出：“我认为，雅典的未来时局不可能与现在比有什么变化，无非是零敲碎打的细微调整，不可能出现改变民主制的实质性变革。”（2.8）